那为什么当兵能得到如此丰厚的薪水？原因很简单——这就是用命去换钱。没有哪个北洋军阀的士兵会傻到指望自己能活多久。那个时期，军阀之间的混战是家常便饭，战争的频繁让士兵的生命显得极其脆弱。
以四川为例，在民国时期的20年里，军阀战争高达400多起，平均每年发生20多次。战争如此频繁，士兵的死亡率非常高。一天一个班的士兵可能就会死一个，或者一个受伤。士兵们生活在不断的战争中，得不到任何保障。更糟糕的是，军阀往往只会利用这些士兵，一旦他们死伤或者残疾，就被遗弃，得到的补偿也非常微薄。
李宗仁曾回忆过自己第一次受伤的情景。他在一次战斗中头部中弹，虽然没有击中要害，但依然受伤严重。李宗仁走到了一个临时的后方医院，发现医院里人满为患，伤员们在地上呻吟，却没有人来照顾。他饥饿难耐，甚至在厨房里找到了一些剩余的水，喝了下去，才稍微缓解了一些饥渴。医院内一片混乱，随着前方战局失利的消息传来，所有人都开始慌乱逃离，连伤员也没能得到救助。这种情形是那个时代的常态。
对于大多数军阀士兵而言，生死如同儿戏，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保住自己的生命。因为一旦失去了生命，钱也就没了，一切也都没有意义。北洋军阀的军队，通常只擅长打一场“顺风”的战斗，无法应对艰苦的硬仗。
这种现象其实早在很久之前就出现过，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找到。那时，清军的主力就是淮军，可以说就是李鸿章派系的雇佣军，和北洋军阀的军队类似。日本陆军很快发现了淮军的弱点。清军在较远的距离上火力非常强，打得异常猛烈，但一旦日军接近，特别是发动刺刀冲锋时，清军基本上不再抵抗，甚至会逃跑。甲午战争中，清军多次惨败，然而双方的伤亡人数却都不多。
有一次著名的鸭绿江江防之战中，进攻的日军有3万多人，而防守的清军也是3万人，然而清军仅仅坚持了两天就开始撤退，伤亡人数只有2000多人，而日军的伤亡人数则非常少。这是因为清军在战斗中基本上是选择了逃跑，而那些死伤的士兵，多是因为跑得慢被日军追上杀害的。
在军阀的混战中，类似的“消极避战”现象屡见不鲜。有一次，两个军阀的团在夜间遭遇，双方从远处互射了上万发子弹，但结果只有一个士兵受伤，而其他的子弹几乎都打空了。为何会这样？因为在夜战中，士兵们无法看到对方，大家都不敢冒险，最终双方的军队都选择了避战。
除此之外，军阀士兵对老百姓的伤害也是极其严重的。过去，军人和警察在社会上都被视为最不受欢迎的职业，尤其是军阀士兵，他们往往做出盗窃、抢劫、强奸等罪行。甚至在战时，军阀士兵有时会把老百姓当作目标，进行血腥的劫掠。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提到，他曾亲眼目睹一次溃兵侵害村民的惨剧，当时他带领的队伍遇到一群荷枪实弹的溃兵，正打算侵害一户人家中的妇女。尽管李宗仁试图制止，但面对数量众多的溃兵，他的四人小队根本无法抵抗，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恶行发生。
对军阀部队来说，这种恶行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。民众对军阀部队的恐惧也达到了极点，有时他们甚至把军阀士兵当作土匪来对待，认为军阀与土匪没有什么本质区别。李宗仁也曾回忆，自己带队去剿匪时，看到一个村子里，所有的村民都已经逃走。村里的空荡荡的房子被军阀部队洗劫一空，他们甚至将不能带走的财物砸碎，或者纵火烧掉。
相比之下，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军则截然不同。北伐军不仅仅是一支军队，它是一支充满理想的革命军队。黄埔军校的学生，除了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强健的体魄外，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为了复兴中华民族、反抗列强的侵略，投身革命事业。北伐军在多次战斗中，尽管兵力往往处于劣势，但他们依然顽强拼搏，击败了大量北洋军阀部队。
这些北伐军将士的战斗精神，不仅表现在战争的胜利上，还体现在他们的作战方式上。黄埔军校生通常会在肉搏战中表现得特别勇敢，不怕牺牲。而北洋军阀的士兵，很少敢于拼刺刀，看到拼刺刀的战斗往往就会选择逃跑，这种差异也显示出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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